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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國刑事庭審布局的若干思考

  發布時間:2011-09-05 09:56:00


    我國現行的刑事庭審布局是根據1985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下發的《關于人民法院審判法庭審判臺、公訴臺、辯護臺的規定》的精神,在審判臺的右左側分設公訴臺、辯護臺,訴辯兩臺呈外八字形,面對被告人。它是為適應1979年《刑事訴訟法》確立的職權主義審判模式而設置的。但是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適當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合理因素,由此形成了以職權主義模式為基礎,兼具當事人主義某些特征的折中主義刑事訴訟模式。作為刑事訴訟模式基本載體的刑事庭審布局卻沒有作出相應的調整。這種狀況已經明顯不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不適應民眾對司法文明和保障人權的期待,不適應現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發展方向,亟須加以完善。

    一、我國現有刑事庭審布局的缺陷和不足

    (一)不能充分體現控審分離的刑事訴訟基本內涵

    近代的刑事訴訟制度逐步確立的控審分離原則,是刑事訴訟制度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其意義不僅在于使國家司法機關內部有明確的分工,強化國家追訴犯罪的能力,提高訴訟的質量,更主要的意義在于使審判機關中立化,從而保證審判機關客觀公正地審判案件。法官作為裁判者,對于司法公正起著決定性作用,法官中立不僅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證和前提,還是司法公正的重要表現形式。在目前的刑事庭審布局中,形式上看似乎是法官中立于控、辯雙方,控審是分離的,但由于刑事被告人居于被審訊的位置,是刑事庭審的客體而非當事人,加之公訴人先天具有的自我角色定位,所以實踐中難以避免出現法官與公訴人共同審問被告人的現象。這一結構實質上體現的是審判機關與檢察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的原則,其本質上體現的仍然是“審檢一體”,顯然不能充分體現控審分離的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內涵。

    (二)不能充分反映控辯平等的現代刑事訴訟原則

    控辯平等集中體現在法庭審判階段,控辯雙方同時在場,通過舉證、質證進行法庭辯論,這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對抗。控辯平等充分體現了程序正義和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尊重,有利于被告人接受判決;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實現公正,懲罰犯罪,保護無辜;有利于實現刑事訴訟的現代化,建立“等腰三角形”的訴訟結構。在現有的庭審布局中,法官高踞其位,公訴人及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辯護人分別向兩側延伸,對被告人形成了強大的心理壓力,本應作為一方當事人的被告人與辯護人隔離開來,兩者不能進行有效的溝通,難以形成辯護的合力。在這種布局下,辯方力量過于弱化,控辯雙方難以形成激烈、有效的對抗。特別是在指定辯護人的案件中,由于辯護人缺乏為被告人辯護的內在動力,控、辯雙方力量更加失衡。這種刑事庭審布局與抗辯式審判模式所要求的“控辯平等、言詞對抗”原則不相一致。

    (三)不盡符合保障人權的現代刑事司法目標

    保障人權與打擊犯罪是我國刑事訴訟目的和任務的兩個方面,以人為本、保障人權已經成為我國刑事司法活動的重要價值追求。刑事訴訟中的保障人權,就是保障每一個當事人的合法權利,既包括被害人的權利,也包括被告人的權利。人格尊嚴是人權的重要內容,有辱人格尊嚴的行為當然也是有違人權的行為。刑事庭審的被告人尚非罪犯,人格尊嚴應當得到尊重。關于被告人剃光頭、穿囚衣的做法,目前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它主要源于公安看守所或監獄的統一要求,從而成為多年來約定俗成的習慣。《看守所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人犯應當自備衣服、被褥。確實不能自備的,由看守所提供。”《看守所在押人員行為規范》第十六條規定:“注意個人衛生,衣服、被褥要勤洗勤曬,不留長發怪發和長指甲。”并沒有規定犯罪嫌疑人剃光頭、穿囚服。現實中看守所在押人員之所以著囚服,可能是源于《監獄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罪犯的被服由監獄統一配發”,以及《監獄服刑人員行為規范》第八條的規定服刑人員應“按要求穿著囚服,佩戴統一標識”,而看守所借用了這些規定。監獄的服刑人員與看守所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本質的區別,前者已經被宣布為罪犯,而后者只是犯罪嫌疑人,在法院沒有作出判決以前,他們不能被推定為有罪的人。至于讓被告人坐在囚籠當中受審的做法,源于1997年1月31日中央政法委員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征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同意后,下發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實施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幾個問題的通知》,就刑事審判的法庭席位設置問題規定:“被告人席設于審判臺正面,采用低柵欄。”其主要考慮還是庭審安全的因素。但隨著我國審判方式改革的不斷深入,隨著人權保障意識的不斷深入,庭審模式也必須走向法治化、人性化。司法公正不僅體現在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上,還體現在法院為實現實體公正、程序公正而設置的法庭設施等各個方面。當前,和保障人權、實現公正的刑事司法價值相比,庭審安全等因素理當置于第二的位置。

    (四)是有罪推定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

    有罪推定是指任何被指控為犯罪的人事先被假定為有罪,可以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而將其直接宣告為罪犯或作為罪犯對待;或者雖經司法程序才將刑事被告人宣告為罪犯,但這種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為基礎而設立并進行的。有罪推定是封建刑法文化的特征,由于我國封建社會歷史較長,封建刑法文化的遺毒不可避免地在司法人員思想深處有所表現。新中國成立以后,司法工作長期受“左”的思想影響,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在部分司法工作人員頭腦中依然存在。在長期的刑事審判實踐中,有罪推定的思想還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現有刑事庭審布局就是其中一種。被告人不是身著便裝與辯護人坐在一起,與公訴人平起平坐,而是身著囚服,有的時候還未去掉戒具甚至身處囚籠,成為受公訴人和法官共同訊問的對象。在這種情形下,被告人實際上已經被推定為罪犯,接著要做的就是通過庭審這個過程來證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成立,然后處以相應的刑罰。

    二、完善我國刑事庭審布局的必要性

    (一)是適應刑事審判方式發展的需要

    從世界各國刑事司法制度發展的歷史來看,刑事審判方式主要形成了職權主義、當事人主義、折中主義三種模式。我國現行的刑事審判方式,既非當事人主義,也非職權主義,而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混合式審判方式。它是中國司法傳統、新中國成立后刑事司法實踐、現代職權主義以及當事人主義幾大要素的糅合。刑事審判方式是刑事庭審布局的基礎,刑事審判方式的發展必然推動刑事庭審布局的發展。反過來,刑事庭審布局的發展并不是法庭上幾個位置的簡單調整,其所蘊含的“控審分離、審判中立、控辯平等”等刑事訴訟原則也會影響并深化刑事審判方式發展。比如,審判席居中并適當高于其他席位,體現了法官的超然中立,代表著法官由過去的主動訊問,轉為消極審聽;由主要依賴法官的職權調查,轉為主要依賴雙方的舉證、質證和辯論;法官要對雙方發表的意見和提出的證據予以同等的重視和關注。再如,被告人席與辯護人席并肩設置,突出了被告人訴訟當事人的角色,使得被告人與辯護人可以在相互溝通的基礎上形成辯護合力,從而加強與控方對抗的力量,使雙方能夠在法庭上平等地充分地舉證、質證并表達各種意見,從根本上體現“控辯平等”原則。

    (二)是全面完成刑事訴訟任務的需要

    由于受過去“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等舊的司法理念的影響,刑事庭審布局中體現更多的是打擊犯罪、維護穩定的價值目標,忽視了保護無辜、保障人權的價值取向。我國刑事訴訟的基本任務包括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兩個方面,在經歷了強職權主義的刑事訴訟模式對“懲罰犯罪”的高度重視后,現階段我們更應該強調保障人權的一面。在刑事庭審中,要把被告人真正作為一方當事人來看待,而不是看成一個客體,作為被訊問的罪犯來對待。尊重他的人格尊嚴,充分保障其應享有的各項權利。這也是以人為本、執法為民,切實保障人民群眾(包括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體現。

    (三)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

    現有的刑事庭審布局體現更多的是一種以國家公權力裁決刑事案件的居高臨下的訴訟指導思想,即職權主義思想。這種職權主義思想必然帶來“重打擊犯罪、輕保護人權”的觀念,對審判機關的中立地位造成較大沖擊。司法活動的規律表明,審判機關的裁判權必須具有相對中立性。裁判不中立,裁判結果就會不公正,社會的公平正義也就無法實現。控辯雙方地位平等是保障裁判中立地位的前提。改革現有刑事庭審布局是保障控辯雙方地位平等,進而保障審判中立的有效手段。通過改革,控辯雙方相對于裁判者呈犄角之勢,從而進行激烈的對抗,而裁判者則超然于雙方之上,冷靜分析,合理判斷,從而作出公正的裁決。

    (四)是推進刑事法治現代化的需要

    無罪推定作為一種思想和刑事訴訟原則,被世界上很多國家明確規定到憲法或刑事訴訟法當中。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和第一百六十二條基本上確立了無罪推定的原則和精神。作為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載體,刑事庭審布局也應當體現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理念和原則。除特殊情形以外,刑事被告人出庭時不剃光頭,不穿囚服,而是自由地著裝;除特殊情形外,不要對其使用戒具;廢除帶有強烈的囚禁意味的“囚籠式”被告席。這些體現對被告人人格的尊重,指向現代法治觀念的新舉措,不僅有益于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提升審判機關公信力,更有利于彰顯無罪推定的司法理念,有利于司法文明度的提升和刑事法治現代化的推進。

    三、完善我國刑事庭審布局的設想

    縱觀當今世界各國的刑事庭審布局,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模式:一是傳統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的刑事庭審布局,比如美國刑事法庭的一般布局是被告人和辯護人坐在一起,他們或與公訴人席同居審判臺一側面對陪審團席,或與公訴人席并排同時面向審判席。二是傳統大陸法系職權主義刑事庭審布局,比如法國和德國的刑事審判法庭一般布局是檢察官與法官并列而坐,被告人和辯護律師并列坐在庭下。三是作為現代人權理念重要策源地的北歐國家的刑事庭審布局,比如芬蘭的刑事法庭布局接近家庭法庭、未成年人法庭的“圓桌審判”模式,凸顯訴訟民主和人權保障,更具人文關懷色彩。根據我國現有的刑事訴訟模式和刑事司法實踐的需要,筆者對完善我國刑事庭審布局提出如下設想。

    (一)審判席置于法庭的正中后方,桌椅高于其他席位

    審判席中置且適度抬高,顯示了法官超然中立的司法角色。審判席高于公訴席之上,自然也會削弱公訴人“控審一家”的優越感,進而促使其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去應對辯方的辯護。同時也有利于減輕辯護人、被告人的心理壓力,使其能夠充分行使辯護權利。需要說明的是,審判席略高于其他席位并不代表著法官高高在上,也不意味著法官的政治地位就高于檢察官,而是表明法官作為國家審判權的代表,在法庭上應當擁有主持庭審、認定事實、定分止爭的權力。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法官席的位置普遍高于其他席位,比如美國、澳大利亞以及意大利等國,這種設置有兩重意義:一是體現法庭尊嚴,象征法官在法庭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從上面可以居高臨下,觀察整個法庭內發生的各種情況,便于法官掌控庭審過程,實施庭審指揮。

    (二)辯護人與被告人同席,列于審判席前方左側

    我國現有的將被告人席和辯護人席分開的法庭布局限制、剝奪了被告人在庭審中及時有效地獲得辯護人幫助的權利。為了保障被告人的權利,確保庭審中辯護職能充分、有效地行使,應當改變這種布局,將辯護席與被告人席并肩設立。一些國家對此有很明確的規定,法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典》第317條明確規定:“庭審時辯護人在被告人身邊,屬于強制性規定。”同時改變現有控、辯雙方面對旁聽席的“外八字形”設置,改為控、辯雙方垂直于審判席的相對平行設置,從布局上形成對抗之勢,有利于控辯雙方充分地展開辯論,同時方便控辯雙方面對旁聽席,方便他們面對法官,能夠引起法官對雙方庭審活動的充分注意,有利于法官及時形成對案件的判斷,并對雙方的庭審活動予以必要的引導。

    (三)除特殊情形外,被告人不戴戒具,不坐囚籠,不穿囚服

    我國刑事訴訟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并沒有對刑事庭審中被告人的是否穿著“囚服”作出規定。關于被告人戴戒具的問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押解規則》第八條規定:“對被告人一般不得使用戒具。涉及重大案件被告人的開庭,可以根據安全需要使用戒具;對未成年被告人一律不得使用戒具。”國外對被告人是否戴戒具規定不一。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18條規定:“被告人出庭時,人身不受拘束,僅有看守人員陪同,以防止其逃跑。”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87條第一款規定:“在公判中,被告人的身體可不拘束。但是有暴力或逃跑企圖的,不在此限。”據此,筆者認為,可以區別情況對刑事庭審中被告人是否著囚服、戴戒具、坐囚籠等作出規定:一是被告人出庭期間一律不穿囚服;二是被告人一律不坐囚籠;三是除嚴重暴力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恐怖組織犯罪等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犯罪類型,或被告人具有嚴重人身危險性的情形以外,對被告人不使用戒具。對于不使用戒具的,應當在被告人席后側設置法警以加強戒備。如果是多名被告人,可以在辯護人席后分列幾排被告人席,每排兩側各設法警,以策安全。

    1996年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已經實施15年。這些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刑事司法實踐也有了重大發展。作為刑事司法活動的重要載體,刑事庭審布局的完善應當被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正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應當對于刑事庭審布局作出明確規定。刑事庭審布局完善的內容雖然并不復雜,但“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可能一蹴而就,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完善過程中既要考慮現有的司法環境、司法人員素質和司法理念的慣性,也要考慮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等諸多因素。要廣泛調研,充分論證,多方協調,形成合力。目前,可以考慮先在基層法院開展試點,確保這項措施積極穩妥有序的推進。(作者系河南高院黨組書記、院長)  

責任編輯:14    

文章出處: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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